上海為什么被稱為租界？

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《南京條約》。這個條約規(guī)定清朝要五口通商，上海是五個通商口岸之一。1843年11月17日，上海正式開埠。

1845年11月29日，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與上海道臺宮慕久談判，雙方簽訂了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也稱《上海租地章程》。根據(jù)這個章程，劃定東面到黃浦江，南面到洋涇浜，北面到李家場，也就是今天的延安東路到北京東路之地。次年，又議定西到現(xiàn)在的河南中路為界，共830畝面積的地方，作為英國人的居住地，這就形成了英租界。每畝地年租金為1500文銅錢。當時規(guī)定，英國人可以在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點，在那里租地建房、辦產(chǎn)業(yè)，將其作為一個通商的口岸。

1846年，英國人組建道路碼頭委員會，作為租界的市政組織、管理機構(gòu)。到1848年11月，英租界面積已經(jīng)擴大到2820畝，西面到今天的西藏路，北面到蘇州河。

1854年7月11日，租界當局召開租地人會議，修改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將原先的道路碼頭委員會改組為工部局，并由工部局組建巡捕房。從此，工部局就成為租界的最高市政機構(gòu)。

美租界是1848年設立的，起初并沒有正式劃定地方。到了1863年6月，美國駐上海的領事和上海道臺劃定了它的界址。因為當時美租界劃的地方很大，但里邊沒什么工廠、碼頭，空地很多，而英租界里面人口多，土地也貴。所以同年9月，英美雙方商量把兩個租界合并，因而美租界的存在時間很短。到了1899年，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的面積達到33503畝，正式定名為“公共租界”。之后租界當局又想出花招，向清政府提出要越界筑路，就是把租界里的道路一直延伸修筑到租界的外面，比如虹橋路。筑了越界道路后，租界當局又提出要保證道路的管理治安，把警察派到這條道路，然后找借口把這條路及路旁邊的地劃為他們的地方，這又變相擴大了租界的占地面積。雖然在法律上這不是租界，但很多事情都直接歸租界管。

越界筑路地區(qū)的房價一般要比租界里面的便宜，治安和市政管理往往都是租界管的。因為租界的管理比華界好，所以，中國人也喜歡利用越界筑路地區(qū)。比如魯迅在上海居住的地方，就屬于越界筑路的地方。他從家里步行沒多遠，進入四川路就是租界了，但他住的地方不是租界。包括左聯(lián)活動的場所，好多都是越界筑路的地方。這些地方的特點是，房子質(zhì)量不錯、房價比租界里面的便宜，治安由租界來管理，有什么事進入租界比較容易。上海有些紅色文化地標也設立在這樣的越界筑路地方，因為在這里有些事情租界管不到，又便于與華界和外界聯(lián)系。

就這樣，公共租界在3萬多畝面積的基礎上，實際上控制的地方要更大，包括今天的楊浦、虹口、黃浦、靜安等區(qū)。這些地方有的全部是，有的部分是，英租界、美租界合成的公共租界所占的地方比法租界大很多。

法國人不甘落后。在1849年4月，法國駐上海領事就用跟英國人同樣的方式，獲準設立了法租界。它的最初面積是986畝，后來經(jīng)過多次擴展，到1914年，法租界面積達到了15150畝。當時的上海縣城外面就是法租界，再往北是公共租界，從蘇州河邊上西藏路以東，一直到虹口、楊樹浦。那時的上海出現(xiàn)了一個奇怪的格局，叫作“一市三治四界”，即一座城市有三個管理機構(gòu)——華界、公共租界、法租界，華界又分為南市與閘北。

租界是清政府把土地租給外國人居住、經(jīng)商的，中國人不可以隨便入住租界，但可以進入租界做買賣，這叫“華洋分處”。最初的幾年里，租界和華界相安無事。到了1853年，上海發(fā)生了一件重大事件，就是小刀會起義，它改變了上海租界原先“華洋分處”的狀態(tài)。租界里面本來是不準華人租房租地的，由于小刀會起義爆發(fā)，在太平天國戰(zhàn)爭期間，有大批華人遷入租界，其中不少是富人，有資產(chǎn)，租界當局很樂意留下這批華人。1854年，英、美、法三國領事修訂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在租地人大會上通過了《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》，確定租界范圍為原來的3倍，華人租地可直接呈報各國領事并轉(zhuǎn)上海道臺查核，默許華人租地。從此，華人可以合法地在租界里面租地、建房、居住。于是，就有了以后第三次修訂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在工部局里增設華人董事席位，簡稱“華董”的后續(xù)。

上海開埠以后，只有過英租界、法租界、美租界、公共租界這4個租界。同時存在的或是英租界、法租界、美租界，或是公共租界、法租界，從來沒有其他租界。現(xiàn)在有的影視劇或是書籍中提到的“日租界”是錯誤的，日本從來沒有在上海正式設立過租界。造成有日租界這樣誤解的原因是：當年在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數(shù)聚集在虹口，加上一些日本人橫行霸道，租界當局奈何不得，這就給人造成一種錯覺，認為這里是日本人的租界。其實除了英美法3國，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在內(nèi)，根本沒有租界。1941年，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日本軍隊占領接管了公共租界。因為中國參加了反法西斯同盟，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，1943年，中國與美英兩國簽訂了新的條約，美、英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，將租界交還給中國，投降了德國的法國政府也宣布把法租界交還給中國。所以，租界實際上到1943年就不存在了。當然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履行租界的收回法律手續(xù)，是在抗戰(zhàn)勝利以后。

中國的第一個黨章是誰在什么時候?qū)懙模?/h2>

李漢俊起草。1922年7月第一部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章程》

1922年6月，中共黨員人數(shù)已經(jīng)由中共一大時的50余人發(fā)展到195人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地方組織有所增加，在宣傳、群眾運動等方面的工作，也有了明顯進展，中國工人運動出現(xiàn)了第一次高潮。這些情況的出現(xiàn)迫切要求中國共產(chǎn)黨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明確綱領和適應黨組織發(fā)展需要的正式黨章。1922年7月16日至23日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（現(xiàn)靜安區(qū)老成都北里7弄30號）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。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、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(chǎn)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。他們是陳獨秀、張國燾、李達、楊明齋、羅章龍、王盡美、許白昊、蔡和森、譚平山、李震瀛、施存統(tǒng)等12人。

鑒于中共一大期間曾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壞的教訓，中共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防范措施。大會以小型分組會為主，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(shù)，每一次開會都要更換地點。大會共進行了8天，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。會后，除了按規(guī)定將有關文件送到莫斯科共產(chǎn)國際外，為了更好地宣傳和貫徹黨的代表大會精神，中共中央還印制了小冊子，將大會通過的黨的章程和9個決議案收錄其中，分發(fā)給各地黨組織傳達貫徹。

作為中共早期全國21名工人黨員之一的張人亞也獲得1本。他所保存下來的這本小冊子就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獻。張人亞，原名張靜泉，“人亞”是他參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后，白色恐怖籠罩上海。張人亞冒險專門回了趟浙江寧波老家，將珍藏的一批黨的珍貴文件和資料交由父親張爵謙保管。張爵謙想出了“衣冠冢”的“苦肉計”，編了個“不肖兒在外亡故”的故事，把這些文件資料藏進空棺，埋入墓內(nèi)。從那時起，張爵謙孤守著這個秘密。新中國成立了，兒子仍沒有回來，已過八旬的他挖開墓穴，打開棺材，將包括二大黨章在內(nèi)的這批珍貴文件資料取出交給了黨組織。據(jù)《紅色中華》報記載，張人亞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。中共二大通過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章程》，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第一部正式黨章，共六章二十九條。該黨章規(guī)定了嚴格的入黨手續(xù)，主要是為了從組織制度上保證把確實具備黨員條件的優(yōu)秀分子吸收到黨內(nèi)來。因此，入黨時，須有黨員介紹，并要經(jīng)過逐級上報的審查手續(xù)。這對防止投機分子和不夠條件的人入黨，是十分必要的。對真正的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來說，黨員的質(zhì)量標志著黨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純潔性。降低質(zhì)量去追求數(shù)量，只會產(chǎn)生嚴重的后果。可貴的是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在提出積極發(fā)展黨員的同時，絲毫沒有忽略黨員的質(zhì)量問題。朱德入黨的事情就是一例。1922年8月下旬，朱德懷著極大的期望和孫炳文來到上海的閘北區(qū)，在一幢房子里，他們見到了陳獨秀。當時，朱德以為只要提出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申請，就會被接受。然而，見面后的談話使他大失所望。朱德坦誠地向陳獨秀陳述了自己的經(jīng)歷，懇切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請求。而陳獨秀卻拒絕了，并對朱德說，要加入共產(chǎn)黨，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(yè)為自己的事業(yè)，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；對于當過高級舊軍官的人來說，還需要經(jīng)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。朱德在后來的回憶中說：“那些日子真難過，我感到絕望、混亂。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，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。”但他沒有放棄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愿望。9月初，朱德離開上海赴歐，10月到達德國柏林。10月下旬，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周恩來在柏林住所接待了朱德。在傾聽了朱德陳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愿望后，周恩來表示愿意介紹他和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在他們的入黨申請沒有得到國內(nèi)批準之前，可以接受他們?yōu)楹蜓a黨員。11月，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、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但根據(jù)工作需要，朱德的黨員身份對外保密。我黨第一部正式黨章的產(chǎn)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它標志著黨的創(chuàng)建工作的最后完成。從此這個年輕的政黨有了自己的立黨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為規(guī)范。